云阳县

[14]产生于行政审判实践的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命题，是对传统上以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为核心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反思与调整，是实质法治主义观在行政审判活动中的体现。

[56]进入社会法治国时代后，国家成为积极提供生存照顾的当然责任人，其给付义务的适用场域逐渐扩张，这使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能够分享到实质公平待遇。这是因为公共事务具有多变、复杂、广泛等特点，经常需要行政主体立即作出处理并迅速执行，否则不利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保护民众的合法权益。

这同样推动了撤销诉讼中心主义的缓和。[18]换言之，行政纠纷可诉性因行政的专业性而受到限制。（3）属内部行政行为，如无外部效力行为、层级监督行为。[67] 参见江利红：《日本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407页。[11] 参见马立群：《论行政诉权的构成要件与审查规则——行政诉权保障的路径及发展趋势》，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3年春季卷，第42页。

参见罗豪才、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45] 但依照新法第74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程序轻微违法之行政行为，将由法院作出确认违法的实体判决（而非裁定驳回起诉）。这意味着在国家宪法尚未规定的情形下，按劳取酬先在党章中得到规定。

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53]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页。如农民代表罗祥根就表示：由于……采用了按劳付酬的分配办法，发挥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随后，毛泽东也谈到，福利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工资待遇大体也要一视同仁, 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体条件和技术水平，并且不能提得过高，提高容易降则难。

魏众等，见前注[1]，第5页。告别了曾经误以为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计划经济之后，如今的中国已不再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单一的按劳分配，但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本身都未被抛开，而仍然构成我国现行宪法的重要内容。

他在谈前一本书时称，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总体来说，保留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在今天还是必要的，而且对知识分子仍保留高薪制。[59] 事实上，就在七八宪法形成前后，理论界先后举行了四次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而以精神鼓励为主的方针，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作为宪法规范，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历经了多次起落：从未能纳入《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到1975年实现入宪，从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继续加以规定，到1988年首次修宪时即已纳入考虑的范围，从1993年修宪时被认为可以进行宪法解释，到1999年修宪时被修改。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前注[23],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6页。[15]抗日战争时期，分配平均化的实践得到适当控制。从多劳多得、多劳多得迅速地发展到承认非劳所得和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正是按劳分配的地位发生动摇的表征。一方面，这已经开始落后于实际——事实是，1993年修宪后八个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新提出了主体—并存表述。

[7]1919年4月，王光祈在介绍马克思相关主张时，对于社会主义阶段分配原则采用了各售所能，各取所值的中译。[12]参见李致宁编：《邓中夏全集》(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164页。

三、浮曳：按劳分配的地位确立与迅速动摇 (一)七八宪法与按劳分配大讨论 1977年初，《人民日报》刊文批评过去在劳动与分配问题上的错误言论与做法。(因为)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

反之，称为广义分配原则。[66]参见曾牧野、丁家树等：《按劳分配与四个现代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78]参见法学教材编辑部《宪法学》编辑组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299页。而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论述，又在形式上适当恢复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这样一来，七八宪法在短短两年内再次发生变动，并且相隔仅半年。

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43]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26]考察这些主要参考资料中有关劳动与分配的内容，可以发现：1918年苏俄宪法第3条第6项规定为了消灭社会中的寄生阶层和组织经济起见，施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第18条规定承认劳动为共和国全体公民的义务并宣布下列口号：‘不劳动者不得食。[29]就此，在苏联，按劳分配与新增加的劳动是应尽义务与光荣事业、提高人民物质水准是经济生活重要目标等规定一道实现入宪。

然而，该补充建议附件二的末尾对于在征求意见和讨论中，有的地方或单位还提出了另外一些修改意见中未获采纳的五点意见进行了简要说明。[96]事实是，此后不久又提出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以至可以大胆推测，如若修宪发生在中共十六大之后，或许更可能采用新的表述。

[58]参见评论员：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载《人民日报》1977年3月24日，第2版。[3]本文所称分配原则一般指狭义分配原则，即不包含各尽所能。数月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谈到：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使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可是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56]修宪完成后，他依旧批评：新中国其实跟旧社会差不多……(实行)按劳分配。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1页。这标志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式成为历史。

表1 1993年至2002年间部分重要文献中按劳分配相关论述表 (二)1990年代两次修宪与按劳分配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主体—补充表述后，就在学者肯定(八二)宪法只写了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现在……(报告)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86]的同时，国务院提出包括在第6条关于按劳分配的规定中，增加允许其他分配方式的规定在内的七条修宪意见。[70]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于是，以此作为转折点，按劳分配及其主体地位相对边缘化，宪法解释便既无可能，也不必要，相关规定的修改则成为必然。由此，按劳分配之外分配方式的存在及其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其间的关系被表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以下简称‘主体—补充表述)。

[83]除了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于2009年8月27日通过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 《劳动法》第92条引用刑法时的表述作了修改之外，该法二十年来并未作其他修改。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18日，第2版。[82] 然而，如下表1所示，到了1993年11月，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为标志，此前沿用的主体—补充表述正式更改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下简称‘主体—并存表述)所取代。[7]参见黄琨：也谈‘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提法的由来，载《学习时报》2006年8月7日，第3版。

[69]9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99]参见周为民、陆宁：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从马克思的逻辑来看, 《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7页。

之所以1993年修宪没有采纳将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改为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的意见，后来亦未对宪法第6条第2款作出解释，而是等到1999年直接修改，原因在于早前缺乏宪法解释的必要，后来却发展到很有必要修改宪法。[101]中共十七大报告更是调整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界定和新增了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的要求，中共十八大报告延续了这些提法。

[36]此外，在全国政协宪法起草座谈会的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讨论第16条之时，田家英总结称意见主要是关于报酬问题，有人提议写出‘不劳动者不得食、‘按劳取酬等，但我们认为这种远景的话……目前还不能写。并见蔡继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争论和发展，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3页。